Yilun Gong (龚逸伦)

“一国两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构思。社会不同人士虽然都是出于善意而发表意见，但是在宪制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可能各有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法院既不会故意挑起争端，亦不会为了避免争议而逃避责任。法官的职责是依法断案。（2001年）

我们必须让公众人士明白，为了维护和确保司法独立，法官实在不宜在政治舞台上替自己的判决辩护。正因如此，本人必须强调两点。第一，讨论法院裁决时，态度必须客观而理性，这点是重要的。第二，当法院受到无理攻击时，无论裁决对行政当局有利与否，政府仍有宪法上的责任去解释和维护司法独立这一首要原则。本人确信政府明白并接受该责任之重要性。（2000年）

在法庭进行的讼辩必须达到最高标准，因为在抗辩式诉讼程序中，庭上讼辩必须达到最高标准，司法工作才可妥善进行。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有一个高质素而独立的大律师行列。（2000年）

法律界若要继续受市民尊重，便必须在理事会领导下，以公众利益为先，同业利益为次，让市民看到，你们公而忘私。（1999年）

法官在审讯前后，尤其在拟备判决书方面均须花上不少时间和心血，因为判决书的一字一句往往影响深远。相比之下，聆讯所需的时间仅属冰山一角。（1999年）

今年1998－1999年度入读法律学院的新生，将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成为大律师和事务律师。到了2030年，他们便会拥有我们目前的资历。届时，今天在台上的人士大部分已退出了这个行业，相信可能已被遗忘了。但为长远打算，我们坐言起行，以确保法治和司法屹立不倒。这是我们对本身和下一代应负的责任。（1999年）

独立的司法机关肩负重要任务，确保行政、立法机关的运作完全符合《基本法》和法律的规定，以及确保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代表我们社会持久不变的价值观。诚然，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是不容司法机构有半点因循怠惰。（1998年）

我认为市民热切期望司法独立，法官不偏不倚和达到至高专业水平。这些都是我们具备的条件，更是我们的标志。法官必须公正能干，现在如此，将来亦然。（1998年）

无惧，无偏，无私，无欺，是司法精神之所在。（1998年）

Q：许多管理学者认为，从金字塔到扁平是一个权力下放的过程。从单一层次上来说，推行扁平化是否就是对抗金字塔中央集权的一个出路。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沈颂东：传统意义上，金字塔结构是一种中央集权的模式，因为它把权力集中到上部。但是当组织扩大了，或者外部机构发生变化了，权力就必然要下放。所以，我觉得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对于大型组织和现代化多变复杂的市场环境下的组织来说肯定是不适应的。

但是，它不适应并不代表它完全没用。以很多企业为例，大的企业集团下面成立事业部，事业部下面有扁平化组织，扁平化组织下面还有小型的事业部、产业部。所以，这个组织架构当中，既需要金字塔式的权利的集中，还要把一定的权利下放。这两者之间都是不可缺少的。

权力下放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追求高效率和决策的正确性。同时，为了避免权利的过于分散，使整体的利益受损，就必然要从另一个层面加强金字塔式的集权。因此，二者是要兼备的。现在的企业组织模式只是在新的环境下，对金字塔的结构进行改善而已。并非完全抛弃一种而采用另一种。目标的集中和整体利益的导向是更应该加强的。

所谓对抗中央集团，我认为首先要看需要与否。实际上，企业组织真正的目的在于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在于要不要削弱上级的权力。所以，哪种方式带来的利益更好，企业自然会采用哪种管理模式。

Q：在企业管理过程当中，组织结构层次多是否就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其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沈颂东：导致官僚主义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企业的目标没有成为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一个不合理的企业制度中，企业资源的配置不合理，那么，小集团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会很容易上升到整体利益之上，这是就必然会出现诸如官僚主义的问题。这还和人力资源的素质有关系。

原来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有一种设计，就是当大家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把目标做好。但仍然会出现各自利益和总的利益是否一致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是这种矛盾不一致下的控制和反控制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怎样利用这种矛盾。使双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达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这时经济学的一个观点。但我个人认为，在各自的目标不统一的情况下，完全达到理想化是不现实的。

在一个阶段内，大家可能会达到一个共识，这其实是一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总体的目标能够很好地实现。但是，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矛盾。所以，这就是一个不断博弈的动态的过程。

Q：像本田（Honda）和索尼(Sony)等公司等级森严，中层管理人数是美国公司的2至3倍。这些公司层次不少，但内部结构灵活，沟通良好。您认为他们取得这样好的管理效果的原因在哪里？

沈颂东：对于丰田、索尼这样的企业，之所以公司层级不少，但仍能达到内部结构灵活这样的良好管理效果，我认为首先还是因为他们的管理基础很好；第二，他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层管理干部呢？是因为它其实是把权力下放了。所谓权利下放，并不是指一定要把权力下放到基层。也可能是下放到中层或者是中层的某一个环节里。基层的灵活性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层的决策基础上的。有的企业可能把决策权下放到更低的环节下，那么，在那个层次上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管理者。

所以，企业的领导多，包括中层领导多，并不一定是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一个组织真正追求的是效率和利益，而不是要把人员精简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在未来的组织当中，干部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干部讲大量集中在中层或中下层。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求这些人的素质要高，要有决策能力。这就要求企业放权。在整体上还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标。这是未来组织需要解决的问题。

Q：在企业内部存在隐性知识，授权是解决职位间的知识成本的一个方法。但是权利的滥用，会导致企业的代理成本的增加。于是，组织扁平化所要求的授权和越权之间的冲突就会转化为企业知识体系中知识成本与其代理成本之间的矛盾。那么，怎样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沈颂东：组织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去考虑自身能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服务以及以多大的成本去提供这种服务。金字塔型的组织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上部，下面主要是听从命令。若产品的结构比较稳定，社会的供求关系处于一种静态的状态下，那么，金字塔型的模式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但是当外部环境处于一种快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结构则很难达到这种要求。于是，必然要求组织放权。这时，从组织本身的角度来讲，将决策权下放，我认为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样使权力不被滥用，我想它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呢？一方面，企业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大家要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自愿地组成一个团队。另一方面，需要这个团对有良好的基础管理水平，这包括能不能控制权利和管理的有序性。但现在国内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我认为都还达不到这两个要求。当然，包括国外的大企业，也依然存在当企业大了之后，怎样放权以及放权后目标集中的问题。所以，授权和越权的冲突是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出现的问题。

二、资产豪族利益集团欲全面主导中国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者在其博客论坛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章，其文指出了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

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

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

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实际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即：将毛泽东旗帜下的古典赤色中国通过黄色改革（黄色代表金钱、经济），最终导向白色革命（通过政治改革，使政权易手）。最终让改革过程中新生的资产豪族利益集团主导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全面社会生活。

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确面临着爆发社会突变的极大可能性。当前，国际经济正进入一个动变莫测的时期。中国正面临着未来几年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巨大危险。

由于三大原因：

1. 国际能源价格将持续上升
2. 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将持续上升
3. 中国国内市场劳动力工资价格将持续上升。

如无相应对策，势必会发生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即为期不远。

国际上期待中国发生政局突变的的势力，似乎已将发生这种突变的时间表锁定在2008年的前后。

三、当代社会的阶级构成

要预知未来，首先必须清醒地认知现实。多年以来，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观察内外形势的方法已被主流学者们所抛弃。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要清醒地观察内外形势，首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认知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只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也才会知道当今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目标所在，知道一些专家学者们究竟在为谁的利益讲话，以及各种政策究竟对哪些阶级或集团有利。

（一）新兴资本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以下几种成份组成：

1. 大资产所有者，新兴经济豪族（富可敌国，拥资数百亿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 买办资产者，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3. 知识分子中的权贵人士，以及内外利益集团高佣金收买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

这个集团正在通过操纵媒体及舆论，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转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二）权势阶层

官员及国企管理者。

从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党的主导政策取向，是对内抑制民间资产阶级集团的形成，对外抵御西方资产阶级的渗透和入侵。

但是，近十年来，这一政治取向发生了转变。为了发展私营经济和引入外资，国家对内扶植民间富豪一族的形成，对外则鼓励和吸引跨国资本的渗入。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体制逐步官僚化，衍生一个特殊权力阶层，由于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腐败严重，发生了深刻的政治蜕变和组织蜕变。

（三）下层社会

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1. 城镇工薪小资产者
2. 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小农）
3. 城乡下岗失业及无业者（无产阶级）
4. 城乡流民（流氓无产者）

城镇工薪小资产者：主要是有较稳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资产的人、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中下层知识分子）。

小农：今日中国的农业经济是极其脆弱而不稳定的个体小农经济。所谓小农，实际是乡村中的小资产农户，家庭拥有小块土地及微量农业收益，家中主要劳力出外打零工以补货币收入之不足。

四、面临生存危机的中间阶层

由城市工薪小资产者（小市民）和乡村小农组成的小资产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实际是一个介于经济两极：一极是富豪（资产者），另一极是赤贫者（无产者及流民）之间的所谓“中间阶层”。

但是，这个中间阶层的总人数及其家属在中国总人口比例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个中间阶层的安定，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使这个中间阶层在生活形态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现在土地、房屋等小资产的获得，以及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是当前，随着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中间阶层也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态正在被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所破坏。这个中间阶层当前普遍面临四大危机，即：

1、医疗危机， 2、养老危机， 3、子女教育危机， 4、住房危机。

此四大危机在民间被称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产豪商的“房奴”。

（实际上，所谓“新左派”，主要就是这个中间阶层利益的言论代表。）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无非包括四大措施：

1. 土地私有化
2. 国家资源全面私有化
3. 金融自由化
4. 共产党放弃政治领导权，国家放弃经济管理权。

如果国民经济沦为无国家主导、任由资本大鳄兴风作浪的“自由经济”，则将直接危及这个中间阶层的生存状态。例如，一旦实施农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则多数农民自由在市场上出卖小块土地。虽然一些农民可以由此获得小笔金钱，但多数农民将从此永久失去土地资源。

众多失地、失房农民及其家属将成为彻底无业、无产、无生计的新生无产者。同时，大型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后，也将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而成为失业者。

金融自由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使商业银行破产危机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势下，目前相对稳定而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间阶层（小市民、小农），势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坚”成功，而最终走上破产化之路。

五、“无产阶级”新生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被称作“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国并没有生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因为至少在名义上，国家全部资产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产阶级”。

但今天，中国确已生成一个新生的无产无业的“无产阶级”。其主要成份为：

1. 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村赤贫者、无业社会青年）
2. 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历史和任何社会中，无职业、无财产、无前途、无希望的社会人员，都是极其危险的反社会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一新生的“无产者”阶层中，相当多数是失学、失业、有生命活力而无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这个新无产者阶层，是中国当今多数反社会犯罪分子产生的渊薮，实际也是一支具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趋势的潜在政治力量。

然而，随着自由市场中两极分化的加剧，未来也许会有愈来愈多的城乡小资产者及农民面临进一步被剥夺的命运，从而沦入这个反社会的阶层中。

六、政治意识形态危机

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其立党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共产”的对立词是“私产”（私有财产）。

“共产党”不是“资产党”或“私产党”。只要党仍在入党誓言及党章中宣称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

这个矛盾，根源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发生深刻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我在近年出版的《论政治国家主义》（2004年，时事出版社），《论经济国家主义》（2000年，时事出版社）中曾谈过：要摆脱这一矛盾，共产党所可能的选择是重提列宁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中共中央）在50年代初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七、国家应主导市场经济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不能放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的领导权，不能放弃对内抑制国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对外抵抗外部跨国资本赤裸裸的扩张和经济侵略。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以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抑制内外资产阶级无限制地牟取本阶级经济私利，而牺牲国内其他阶级利益特别是牺牲贫苦阶层利益的贫婪本性。

共产党应作为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贫苦大众利益）调节阶级关系的执政党，不能对内外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进行投降。

只有在这样的执政眼光和基础上，共产党才能重新获得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真正地得到长久的巩固。

八、国家不能放任市场自流

近年来的泛市场主义改革发生了重大失误，引发了诸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泛市场主义的所谓“改革”方向，已受到广大人民和社会公众广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质疑！

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整合和解决泛市场化和引入资本主义所已经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和众多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将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提升为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双调节的混合经济。实施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相结合，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平等兼容的混合经济。

我认为，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要求党和国家全面退出经济生活的鼓吹相反，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和动乱，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国家有必要重新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计划，包括医疗计划，社会教育计划等，廉租房计划、就业计划，国防计划。必须将当前无序混乱引起百姓严重不满的泛市场经济，提升为有管理有科学计划的新市场经济。这样，才能与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相协调，才能与共产主义的党章及宪法相容。

若想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国家意识形态，但这一意识形态又必须与现实生活相适应。

否则，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即完全不存在。发生白色革命只是时间问题。

九、GDP不是唯一

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由于上述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当今入党已形同儿戏，甚至不须作宣誓。因誓词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

这种理想信念的丧失，加剧了党内严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各地之党组织不应当丧失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完全变成一个“捞钱党”，工作中心不应当都是围绕着追求“GDP。”

十、“MBO”实际是对国企管理层的一种赎买

国有企业管理人作为经济官员，通过MBO（一种极其奇怪的“合法化”腐败）以及“转制”后的高薪化而彻底资产阶级化。

这种高薪赎买政策，最初实际是来自美国伊?萨克森关于“休克疗法”的改革建议：“在私有制转轨中，对共产党官员实施赎买政策，从而使他们由改制转轨的阻力变为动力”。

这种私有化转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从根基上搞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具有讽刺性的是，出钱赎买国企管理层，使之转变为国企掘墓人而为此买单的，竟然正是共产党自身。

十一、跨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在中国扎下深根

港、台、西方在华跨国资本及企业管理人，通过多种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渠道，已经深刻地影响、以致甚至谋求左右中国官方政策，例如极力要各地政府坚持对外资实施特殊优惠的政策，反对国内企业与合资企业平等纳税的政策等。对此，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应听之任之。

应当指出，与改革初期形势完全不同，当今中国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所以本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向海外进行投资。而国外当局从未对中国投资给予任何特殊优惠政策。

十二、警惕突发社会动乱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随着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人口就业困难，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有爆炸化突发的危险。当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于三方面：

1. 尖锐的贫富矛盾。
2. 官民矛盾。
3. 警民矛盾。

众多小资产阶层的命运，正在掠夺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损害和被剥夺。这种剥夺，在未来几年可能通过更严酷的金融“改革”（严重通胀以及商业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发生。当城乡中的多数小资产者被彻底剥夺而沦入生计渺茫之时，中国势必发生频繁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近年城乡中已频繁发生的征地危机，就是由于部分城乡小资产者（特别是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土地及住房被开发商廉价剥夺后，进行抗争而引发的小型社会危机。

这种小型危机本身就是一种预警的信号。

通过上述社会结构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团决定着中国的方向，谁在通过舆论（所谓“话语权”）而影响着中国的政策。

同时也说明了何以乱象频仍，当前中国仍能保持着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就是因为仍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乃是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